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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代工模式需要变化

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

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。

中国毕竟是这场危机的波及区，我们不是重灾区，我们仅仅是受到危机的波及，在危机的波及区中间，我们的基本面是最好的，对吧。那么我们的基本面是最好的，那么从长期看，我们面临着什么问题？

那么首先，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人们讲的刘易斯的拐点，什么概念，也就是我们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，进入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结果，我们现在听到最多的话是什么，是用工荒，是涨新潮，对吧。用工荒，我们说荒到什么程度，用工荒我们会发现，也就是我们现在，也就是我的现在的很多这方面的专家会告诉我说，说燕生，我们现在可以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5千万，多一点的说8千万。

我们说一年，我们会转移1千万，从农业、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，那么这些我们的这种有限剩余的劳动力，多少年就转移完毕，10年左右，那么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薪水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的最低工资标准在浙江上升了60%，在上海上升了50%，在珠三角上升了30%到50%，在江苏上升了将近30%，我们问自己，说我们的涨新潮是临时的还是今后会成为一个长期的趋势，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趋势。

我们再看一看跟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，也就是我们会发现，我们的工资我们土地的价格，我们的电话费用的价格，我们的网络月租费，我们的电费，气费，我们的运费，油费，跟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，我们的更贵。

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要素成本持续上升，而我们的竞争对手，他们的价格依然低，我们知道在15岁到34岁的年轻人之间，印度绝对人数比我们多，就年轻人他的绝对人数比我们多，他们的年龄比我们轻，我们的工资和成本远低于我们，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国际资本开始投资孟买到德里，工业带的基础设施，这个过程持续下去将会很多程度的改善，德里到孟买工业带的基础设施，一旦这种基础设施改善了，这将近4亿印度的年轻人就会参与国际分工，他们参与国际分工以后，中国的低成本的竞争优势，恐怕就要告一段落。

那么对中国人来讲，低成本竞争优势告一段落，我们新的竞争优势是什么？我们现在说的另外一句经常说到的话，就是大学生就业难，我们在谈的的大学生就业难的时候，我们谈的太多的是教育，教育存在的问题，劳动力供给存在的问题？在我们看来，大学生就业难主要难在劳动力需求上，我们有多的工作岗位的创造，都是为农民工创造的，都是低端的工作，我们没有为大学生准备好足够的，有着较多人力资本密集的工作岗位，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结构，我们的产业结构，都是低端的，下一步怎么一办，对吧。

我们说过去我的价格低，我现在贵了，我现在就能做的更好，我们知道从过去便宜和低端要想进入到好，进入高端，这个坎是非常非常难以预想。

因此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很大的问题，也就是我们代工的模式，下一步是需要变化。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两种模式，一种模式我把它称为是领孩子，领养孩子，就是别人人生的孩子，长的孩子，培育的孩子，好的500强的我把他领进来，对吧。领到我们家里来以后，我主要是用农民工为他们提供廉价的劳动力，提供廉价的产地，提供廉价的环境，提供廉价的各种要素，让领来的孩子，对我这个养父母能够认同，能够留下来。

但是我们知道，这种代工的模式，一旦有新的人给这个领来的孩子更好的条件，这个孩子就会像候鸟一样飞走，那么还有一种模式，我们就叫养孩子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内生性的市场经济的因素，尤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，和我们国内的这种靠市场竞争打拼起来的孩子，对吧。

那么这些孩子可能淘气，可能说假话，可能动不动就会偷我们家的东西，有着人类所有的一切的缺点，3岁的时候有3岁的时候的缺点，5岁的时候有5岁的缺点，对吧。

因此中国下一步的，也就是这种代工的模式，这种靠领孩子来发展的模式，下一步要向领孩子的这个部分，要把这孩子养家，要把这500强扎根，另外一个方面，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把自己的孩子养活好，对吧。那么要把自己的孩子养好，怎么养，也就是我们突然会发现，过去领孩子是别人养，突然要自己养，突然会发现我不会养孩子，对吗。也就是这场危机，我们会发现，一旦外销困难的时候，产品会转内销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什么，我们会发现国内的引商环境，突然会发现跟国际的引商环境差的很远，突然会发现过去是靠跨国公司的采购体系完成我们的出口，使我们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，一旦要自己养孩子就出现，自己没有渠道，而且自己出口的东西到亚非拉的东西，往往会出现假冒伪劣，而不是像领来的孩子，到发达国家市场上，中国产品是价廉物美，你突然会发现一旦要自己养孩子，一旦要有一个自主生产的模式，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。

也包括我们如何能够实现，我们叫过渡消费劳动力的模式，能够转变到集约化消费劳动的模式，从一个过去靠价格战，来扩大自己的这种价格战的这种战略来发展，能够转变到我们叫差异化战略，能够从模仿走向创新。那么我们突然会发现，中国下一步，实际上我们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变，那么现在我们会发现，从我们的角度研究，我们研究所的一些研究员，我们研究时我们会发现，目前我们从技术创新方面我们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。

第一，我们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自主研发的能力很弱，弱到什么程度，也就是全国有安利之初的企业，也就是7%左右。而且我们会发现从研发强度来讲，国企研发强度高于民营，民营研发强度高于外企，从发明专利的角度我们会发现，发明专利高度的其中在少数的央企，和像华为这样的技术新企，我们会问自己，华为是可模仿的，还是不可模仿的，华为的模式是一个通例，还是一个特例。

我个人的观察是，华为的模式很难模仿，很难移植，原因很简单，华为之所以能够走向创新，华为有好顾客，也就是有对价格并不是非常敏感，但是对技术和性能非常敏感的顾客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顾客，就培养什么样的企业，那么下一步这整个的环节怎么变。

我们知道创新有三大体系，一个是国家层面的，我们讲两弹一星，第二个我们是大企业层面的，我们讲高铁大飞机，第三个层面我们是小企业层面，那么这些小企业，我们突然会发现，这个层面上，我们整个的创新体系，我们整个创新的平台，和我们整个创新的环境，对他们不支撑，就产生第二个问题。

也就是我们会发现，我们创新资源最多的地方，像北京、上海，我们的创新环境并没有培养出一批能够挑大梁的自主型企业，我们说我们的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环境最好的浙江，我们会发现那些民营企业，要想往上面走一步，转级生机，要突破它头上这个天花板，比登天都难。他们就是忽悠他们这个房地产，他们就忽悠他们去做资本经营，他们要想坚守实业很难。

那么创新环境，我个人认为，相对好的地方，是深圳，但是深圳创新环境为什么好？我们对它总结、提炼和真正的了解很少，为什么在深圳有一定的创新，为什么，我们总结的很少。

第三个就是，我们前30年的用市场换技术，用FDA的方式，想获得我们的技术进步，和技术创新，我们会发现直接的技术外销效果不显著。怎么办？

那么从韩国，我们看韩国经济发展的历程，我们能够看到，也就是你会发现在韩国从60年代到90年代，它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技术贸易的作用是有限的，FDA的作用是有限的，我们会发现韩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间，进口都发挥了作用，是支配性是主要的。

那么中国，应该怎么来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这些问题，使我们能够由过去的便宜到好，完成这个模式的转变。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摩擦，现在也就是中国和世界贸易的经济的关系，目前这种摩擦是在加剧的。这种摩擦，我们会发现，从产品，我们已经从过去纺织、服装、箱包、鞋帽、玩具，也就是传统出口竞争优势部门的摩擦，已经转移到了我们叫做钢铁有色机电化工，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传统部门的摩擦，也就仅仅占到8%左右，也就是我们10多年来，我们的产业结构已经从轻加工制造，转向了重化工业，我们跟世界的矛盾和冲突也上升到了重大地步。

下一步，今年10月15号，也就是上个月，美国队中国的新能源产品补贴政策启动301调查，对中国的风能、太阳能，高效电池和新能源汽车提出了这种301调查，也就是你会发现，下一轮的中美和中国世界的摩擦，开始转向了新能源，新材料，也就是这个新兴的能源。

那么，现在我们和世界发生摩擦的工具，我们也会发现，已经从前30年的我们叫反补贴，反取消，技术，技术贸易壁垒和保障，和特殊保障措施，也就是从这种常规性的贸易救济措施，我们现在会出现，已经开始一步一步的转向了以国内的产业政策，自主创新，政府采购，进口替代，和你的劳工权利，环境标准，

在一次中美经济学对话的时候，当时我就问我们的美国同行一个问题，我说你们现在压我们要承诺，我们的自主长信，我们的政府采购，要对境内所谓企业一视同仁，我说我们现在正在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，也就是从实现从要素投入支撑的增长，转变到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撑的经济增长，那么这个变化中间，我们最弱和和处于幼稚阶段的是什么，就是自主创新，就像3岁的孩子，但是你们非要我们要承诺，我们3岁的孩子要弄你18岁的壮年，要公平竞争，在一个平台上竞争，我说这难道公平吗，我说你攻击我们，政府采购排斥你们，我说你看看我们中国，政府采购的产品，哪一个干部坐的汽车不是国产的奥迪，国产的奔驰，国产的宝马，不都是合资企业的产品吗。

我们看看，我们研究所这个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，我们发现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采购，这个实际的产品中间，充斥着合资品和进口品，但是你还要我们进一步的开发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会发现，这个摩擦，也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工具已经到了你的国际的竞争竞争处，也就是这个较量，你会发现已经从通商领域进入到你国内政策里边，即使这样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这个刍秣还批评到，说奥巴马政府是治标不治本，他说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补贴的调查，也就是我刚才讲的301调查，他已经过时了，他认为操纵汇率才是实质性的问题。

因此就出现我们这次峰会中间的，就关于这个汇率问题，以及试图提出一个数量的标准，也就是经常项目的顺差占GDP的比例不能超过4%，这样的标准。那么实际上根据中国，我们05年的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情况来看，也就是07年到08，我们人民币的汇率升值，大部分升的，年度的升值幅度是6%，但是我们会发现，当我的人民币升值6%，如果仅仅升值，我们看到什么，我们看到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，创新产品，更新设备，调整产品的价值率，也就是我们可以发现，出口的价格指数，由改善和上升这么一个过程。

但是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6%，加上劳动合同法，提高劳动与成本的10%到20%，再加上土地成本上升，煤电油运成本的上升，其他要素成本上升，我们能看到什么，再加上政府的各项政策，我们会出现，07年3月，三季度，到08年三季度，也就是本轮美国金融危机，对美、日、欧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损害之前，中国对美、日、欧的出口，以及大幅度下滑，以及下滑到只有美、日、欧，平均进口增长速度的一半。

那么我们会发现，实际上来进，这个汇率的调整，它的前提是不能够对本国经济和出口产生实质性的损害，因此它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所以我跟我们国外的同行就讲，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转型中和发展中的经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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